“大包干”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改革创新的历史丰碑。泗洪县上塘公社（现为上塘镇）垫湖村是江苏农村改革的起源地，被誉为江苏“第一包”。江苏的农村改革为什么率先在1978年的上塘发生？让我们回望历史，去寻找其中的答案。
一、背景：1978年的中国与1978年的上塘
（一）1978年的中国
1978年是个极不平凡的年份。这一年的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由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响起了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第一声春雷”。思想是行动的先导。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作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昭示着一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也正是这一年11月24日，在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18户农民秘密按下手印，签下了一户分田到户的生死契约，揭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大幕。
（二）1978年的上塘
上塘地处泗洪县西南岗，生产条件较差，吃粮靠返销，花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解放30年，贫困30年。据《泗洪县上塘公社1978年人均收入40元以下穷队统计表》显示：1978年上塘全公社223个生产队中有211个生产队人均年收入在40元以下；全公社人均年分配只有21元，有28个生产队人均年分配未达11元。马巷大队第一生产队和立新大队第一生产队人均年分配均为5元。一句话，上塘是一个极端贫困的地方，是苏北一个“穷窝子”。
1978年，上塘遭受了历史上罕见的旱灾，全公社三级所有固定资产仅95万元，处于人缺粮、牛缺草、地无收的严重困境，80%生产队失去了再生产的能力。伴随着这场旱灾，江苏农村的一场伟大变革也正在悄悄酝酿。
二、上塘“大包干”改革的风雨历程
上塘“大包干”改革进程和下面三类人息息相关：一是包括任孝干、苏道永、陆刚与李绍政等发起人、带头人；二是上塘公社书记张世民等支持者 ；三是王孔诚、周昭先和刘峥等新闻媒体记者，他们是“大包干”的同情者和宣传者。
（一）艰辛历程
上塘“大包干”，大致经历了发起、扩散、曲折、反转四个阶段。
1.小苏庄之变
苏道永是上塘“大包干”的发起人之一，时任上塘垫湖大队会计，在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蹲点。1978年下半年，上塘几乎没有下雨，农作物几乎颗粒无收。1978年10月中旬，苏道永在县里参加农经工作会议，会上提出集体农作物可以划到作业组管理，以提高管理质量。苏道永受此启发，心里想“要分就干脆分到户管理”。回来后，他和第五生产队（小苏庄）小队长、会计等人一商量，大家一致同意，并研究出具体的实施步骤：全队173口人，每人分1.5亩承包田，分别经营0.5亩山芋、0.5亩花生、0.5亩玉米，到收获时每人上交玉米75公斤、山芋干75公斤、花生7.5公斤给集体，统筹分配，多余的归承包者自己所有。这就是所谓 “三个五定额”。第二年，又人均分了1.7亩小麦田。
2.人心思变
1979年春,小苏庄当年产粮7.675万公斤,比上年翻了一番。小苏庄的变化极具说服力,迅速在上塘引发群体效应。
1979年春耕时节，与安徽省相邻的谷墩大队第四生产队实行了“大包干”，在陆刚带领下，把所有土地分到人头，产量定额也包到人头。与此同时，立新大队有几个生产队在大队长李绍政的领导下，也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6月，麦收刚刚结束，上塘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张世民在会上宣传了小苏庄“三个五定额”的好处，第一次明确要求各生产队可以试试看。
至1981年秋，上塘全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1981年，上塘产粮1350万公斤，向国家出售余粮200多万公斤，出售花生450万公斤。
3.困境中的坚持
那时，省委主要负责人由于认识上的局限，以江苏“特殊论”（富裕地区）为由，反对农村包产到户，更反对“大包干”。刊发于1981年3月4日《人民日报》的《春到上塘》长篇通讯，毫不客气地批评：“各级领导部门理应走到群众前面，领导他们，支持他们。但是，这里发生的情况却刚好相反。在各级领导中，不支持的有之，横加阻拦的有之，一会儿支持,一会儿反对，变化不定，叫人难以捉摸的有之。上塘的干部群众不得不在阳奉阴违中前进……”
4.“黑样板”变“好典型”
《春到上塘》长篇通讯发表后，1981年5月，江苏省委主要负责人来到上塘，通过实地调查，改变了自己的认识，表示：上塘的路子是对的，特别是小苏庄前进了一大步，回去后要号召全省向上塘学习。张世明说：当时接待任务太重了，一天有十多个参观学习团到上塘来。当时感觉接待参观学习团，比搞“联产承包”还累人。
（二）成因成效
上塘为什么能够成为江苏“大包干”的发源地？
穷则思变是上塘“大包干”发生的最直接原因。“大包干”是环境逼出来的，是农民自己闯出来的。改革从农村开始，是因为农民太穷；江苏农村改革从上塘突破，是因为上塘更穷。“饿死也是死，坐牢也是死。饱死总比饿死强！”这是处于生存困境中的广大农民的思维逻辑。
“大包干”的发生还有更深一层的原因，那就是彼时中国政治开始走向宽松。穷，是中国农村一直延续的状态，三年自然灾害让当时的中国农民处于贫困之中，可是“大包干”在那时并没有发生。所以说，是思想解放带来的宽松政治环境催生了改革。
上塘“大包干”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了土地生产效益，实现了谷满地、粮满囤的喜人景象。《1979年度上塘公社农业生产汇报表》显示：粮田扩大到11.9045万亩，实际收粮1200万公斤，比1978年增长50％，增长幅度远远超过了全县平均水平，实实在在地成为“全县第一”。
（三）深远意义
“大包干”之前，中国农村实行的是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生产“大呼隆”、分配“大锅饭”，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大包干”冲破了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赋予农户相对独立的生产经营权，极大地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生产力，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较短的时间内，困扰广大农民多年的温饱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另一方面，它让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为一部分闲散劳动力进入工业制造领域和日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准备了条件。
三、上塘“大包干”精神的现实启示
“大包干”是党领导下中国农民的伟大创举，是改革创新的历史丰碑，充分体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求真精神，自力更生、敢闯敢干的进取精神，不怕风险、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上塘“大包干”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唯改革才有出路。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固然有风险，但不改，民族和国家就会有危险。40多年农村改革不断推进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以改革求突破、以改革推动发展的过程。越是在最困难的地方、最困难的时候，越要通过改革创新寻找出路。
上塘“大包干”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改革领先不等于发展领先。任何一个先进典型，都是在一定范围、一定时间起带头作用的，不可能样样先进，全面先进，永远先进，更不能一劳永逸、终身先进。改革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持续改革，绝不能半途而废。事实上，“大包干”制度变革所产生的突发性效应逐渐在1984年释放完毕。如果不能做到与时俱进和持续改革，就会陷入“一夜跨过温饱线，40年未过富裕坎”的处境。小岗不例外，上塘也不例外。
上塘“大包干”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邓小平说：“我们改革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农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这个发明权是农民的，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的，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改革并不存在什么事先规划好的完美蓝图。大包干之火，不是哪一个领导点燃的，而是农民自己点燃的。只有倾听农民的诉求，支持农民的首创精神，才能帮助农村发展。
上塘“大包干”的改革实践启示我们，要敢于做改革创新的支持者和促进派。领导干部面对新生事物，不要过早下结论、轻易下定论，不妨采取鼓励包容态度，“让子弹再飞一会”。 领导干部在谈解放思想时，一定要把自己摆进去，要以基层的鲜活经验打开自己的思想空间，以群众的生动实践拓宽自己的工作思路，坚定不移地做改革创新的支持者和促进派。
四、结语：改革永远在路上
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个里程碑，“大包干”改革曾取得过巨大成效。但任何制度都不可能是尽善尽美的，“大包干”是在紧迫的环境中产生的，在之后的市场经济进程中也遭遇到愈来愈多的挑战，同样也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地加以完善。改革就是想新路子，要把从前好的坚持下去，不好的改掉。
纪念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继续改革。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上，需要我们继续弘扬改革创新精神，接续奋斗，砥砺前行，去谱写新时代“春到上塘”的传奇。（作者单位：泗洪县委党校 潘道光）
